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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还我平等就业权

2012-11-28 08:58:14来源:法治周末热度:评论

11月26日下午,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祥勇带上一起特殊的案件资料前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民法院立案。案件原告小齐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被检查出携带有艾滋病病毒而与教师岗位失之交臂。

 

如果立案成功,这将是江西省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也是全国第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

中国艾滋病携带者联盟秘书处的任少鹏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就业、就医、就学和保险方面的歧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临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其主办的“中国艾滋病法律制度及易感人群权利保护”研讨会上发布调研报告,指出与国际防艾政策相比,中国的防艾政策更重疾病本身的防控,而非对艾滋病人群的合法权益保护。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普遍存在

今年6月5日,小齐报名参加江西当地教育部门组织的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准备了一年,并且已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小齐信心满满。7月20日通过笔试后,小齐专门参加了面试培训。8月19日,面试入围,并以优异成绩进入体检环节。

小齐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由于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所以对体检没有太在意,也没有什么顾虑。

8月29日,小齐在当地县医院和其他候选者一起参加了体检。数天后,却等来了一纸拒绝公告。9月3日,小齐收到县教育部门发出的告知书,被告知因体检结果为“不合格”,不予录取。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对小齐说,疾控部门会联系你,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听到“疾控”二字,小齐有种隐隐的不安。在他的印象中,疾控是与艾滋病连在一起的。半个月后,始终等不来电话的小齐,主动联系疾控中心询问情况。

“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却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们说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此小齐切断了与朋友的一切来往,自杀的念头常常盘亘在这个年轻人的脑中。

难道刚刚开始的精彩人生只能以这种方式落幕?小齐开始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反歧视公益机构南京天下公的法律工作人员告诉他,感染者也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这让他又有了一丝期望。

“我本来没有想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只是想跟教育局协商,能让我上班或做其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行。”但最后他选择站出来,“如果我默默的承受了这种歧视,那么以后还会有其他人也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案子能够成为江西省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我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义务。”

小齐声音里的坚定,让人感受到了受歧视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决心。就像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原告小吴说的那样,“艾滋歧视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一个一个地去撞”。

小齐选择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同样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小峰,为了看病只能选择隐瞒的方式。

为了能到普通医院治疗自己的癌症,已经被两家医院拒绝的小峰私自修改病例,隐瞒了自己的病情。11月13日,当知情人将这样一个故事通过微博呈现在大家面前时,舆论中有震惊、有同情,也有指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了解到小峰就医的经历后,立即给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卫生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病人的医务人员的自身安全。

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医生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不可以在不告知医生病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尤其是手术或可能出血的医疗行为。

“我不需要别人关心我,也不需要法律提供特别的保护,我有本事就活,没本事就死,但你要给我最基本的权利保障,工作的权利,看病的权利。”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研讨会上如是说。

尽管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文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北京、河南、云南三地调研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普遍存在。

保护与反歧视法规寥寥无几

201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法律制度及对易感人群的影响”研究项目。

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以前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多是从艾滋病防治等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进行,而这个项目是从法律角度进行的,着重点与以往不一样。

项目针对我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治疗、社会接纳以及感染者家庭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进行分析,梳理制度利弊,结合到云南、河南、北京等实地调研,归纳问题,进一步分析制度对易感人群的影响。

项目组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保护艾滋病病人的人权,为我国艾滋病立法发展完善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根据国内文献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艾滋病立法的现状共有行政法规3部,部门规章8部,地方性法规51部,社会团体规定51部。

人大法学院的调查报告指出,虽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法规有60部,但在保护与反歧视方面却只有寥寥几部;同时,这些法规倾向于预防与控制,缺乏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权利保护内容;此外,法规之间的冲突,单行立法,各省市都是分别制定,立法之间缺乏协调。

调查报告援引2010年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起诉安庆市教育局的例子。因这是我国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而备受关注,原告小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这次维权以败诉告终。

当时,一位资深行政审判法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无论此案结果如何,问题已经摆到世人面前,已引起广泛关注,政府职能部门应早日出台一个更明确、更科学规范的规定,明确什么样的传染病患者不能从事哪些职业。

要立法更要执法

小齐的遭遇已经是全国第四例艾滋就业歧视案了,为小齐提供义务咨询的反歧视公益机构南京天下公负责人程渊认为,虽然前三次的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但这是一个过程。小齐也希望,通过自己和更多人的努力,让每一位艾滋病病人都有公平的就业、就医等机会。

以小峰的例子来说,由于受到广泛关注,当地各部门很快作出了回应。然而任少鹏不太乐观,认为这只是天津的一个案例,对全国艾滋病患者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人大法学院的调研报告指出,由于目前艾滋病立法层级较低,大多数只是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其强制力较弱,地方基层组织机构对于该类法规文件熟视无睹;加之政府宣传力度较弱,社会大众对此漠不关心,因此艾滋病立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2006年,我国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在现实执行中却处处碰壁。长期研究艾滋病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李楯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目前基本上等于一纸空文。

李楯说最重要的是将现有的好的规定贯彻实施。艾滋病防治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官员问责。

杨建顺也表示,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问题,关键不在于级别提高,而在于加强违法惩处力度和将各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明确、细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综合性医院医生曾向媒体道出苦衷:“医生护士要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身体和精神要承受很大压力,一旦其他病人知道我们给艾滋病病人看病,还可能对我们敬而远之。”

从传染病的分类来说,艾滋病病毒与乙肝、丙肝病毒的危险性是同一个级别的。但其实艾滋病病毒对酒精很敏感,在体外存活能力比乙肝、丙肝病毒都要差。然而,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却远多过后者。

林嘉说,只有人们正确的认识、对待艾滋病,以平常心来看待,因为无知而歧视、伤害这些人的情况才能得到更好地控制。

即将到来的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倡导人们正确认识艾滋病、消除盲目歧视,确实保障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是几位受访者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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